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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戈:粉碎“四人帮” 汪老功至伟;人格不独立,海归亦耻辱?

作者:田戈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5年08月27日

本站发布:2015年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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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看点(38)

         改革路虽曲,坚定仍前行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一名的,是由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评论作者组成、署名“国平”的网络评论《反对改革力量顽固凶猛诡异超出想象》,其原标题为《国平:坚定改革信心 保持定力和韧劲》),发表在中国主流媒体人民网上。

或许由于议题重大、分量重要,人民网在刊登时专门加了【编者按】:今日(819日)署名“国平”发表评论《坚定改革信心 保持定力和韧劲》。文章解读了习近平改革定力论的提出时间和原因等。文中指出,现在,不适应改革乃至反对改革的力量之顽固凶猛复杂诡异,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正因为如此,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定力论是在关键时刻提出的关键要求,意义重大。文章认为,“咬定青山不放松”,改革事业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东南西北风的侵袭搅扰,动摇不了改革者的坚强意志。局势纷杂,方显定力,遇挫愈强,愈见韧劲,这将成为这一代改革者的宝贵品质。

国平认为,“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加强思想引导,注重研究改革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锲而不舍、坚韧不拔,提高改革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能力,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紧紧围绕实际,切合当前形势,是在关键时刻提出的关键要求,意义重大。                   国平指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之后,各方面改革蹄疾步稳,持续向纵深推进。近一年多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不断地简政放权到益民政策的次第铺开,改革之广度、力度、深度前所未有,呈现良好态势。然而,越是在改革形势总体向好之时,人们越需要清醒地意识到,深化改革必将触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多个领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必将涉及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肌体造血功能重构、运行更加健康的根本问题,困难之大,阻力之多,不适应改革乃至反对改革的力量之顽固凶猛复杂诡异,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正因为如此,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发展历史规律的战略判断和清晰把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对于深化改革的大计,志不求易而志在必得,事不畏难而敬终如始。在改革的路上,无论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阻力,“我自岿然不动”,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改革定力,始终保持改革韧劲,聚焦关键发力、持之以恒用力,这充分体现出改革者、领导者总揽全局把握方向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

国平指出,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是人民的希望与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布局下的全景式改革。改革的出发点和改革的目的,都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是为了亿万人民的长远幸福。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谋划制定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贴近百姓,立足于民;为民所想,深得民心。与此同时,当人民群众深知“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一历史使命时,当人民群众意识到改革的每一个成果都来之不易,每一步前进都步步惊心时,他们迫切希望执政党能够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铆足干劲决不懈怠,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去赢取更美好的未来。“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这是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谋事在人,面对改革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能不能做到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如何直面困难和矛盾,最大限度地提出符合实际、符合改革要求的改革方案,提高改革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能力,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这是现阶段对各级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毫无疑问,“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才能够有定力、有韧劲,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国平强调,“咬定青山不放松”,改革事业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东南西北风的侵袭搅扰,动摇不了改革者的坚强意志。局势纷杂,方显定力,遇挫愈强,愈见韧劲,这将成为这一代改革者的宝贵品质。

   延伸阅读一: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   强调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 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8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818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今年以来,在去年全面深化改革开局良好的基础上,各方面改革继续呈现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加强思想引导,注重研究改革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锲而不舍、坚韧不拔,提高改革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能力,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督导办法》、《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见》。

会议指出,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机制,目的是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制度,推进审计整改工作制度化、长效化,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把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起来,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把听取和审议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同开展专题询问等监督形式结合起来,把督促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工作同审查监督政府、部门预算决算工作结合起来,改进报告方式,加强督促办理,增强监督实效。

会议强调,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要以严格的审判责任制为核心,以科学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为前提,以明晰的审判组织权限和审判人员职责为基础,以有效的审判管理和监督制度为保障,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要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着力改进审判组织形式、裁判文书签署机制、审判委员会制度。要落实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依纪依法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同时建立健全法官履职保护机制。

会议指出,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目标是构建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要健全司法办案组织和运行机制、健全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明晰各类检察人员职权、健全检察管理和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认定和追究等举措,形成对检察人员司法办案工作的全方位、全过程规范监督制约体系。检察人员应该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依法履职受法律保护。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要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

 

  会议指出,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要落实政府主体责任。要依法依规开展对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的专项督导,明确督导内容、程序、结果应用方式,重点监督经费保障、质量管理、进展成效、社会监督等情况,建立评价、激励、问责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履行责任,保障工作进度和成效。

会议强调,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是一项便民利民服务举措。要考虑各地人口集聚和服务管理工作实际情况,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要发挥公安机关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化优势,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方便群众异地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和挂失申报、丢失招领。要严密操作规程,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会议指出,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最大限度使提出的改革方案符合实际、符合改革要求,切实解决问题。要引导干部群众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看问题,认识到改革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充满活力的必由之路,讲大局、顾大局,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要坚定不移抓好落实,不打折扣,不能遇到矛盾和问题就绕着走、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对改革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研究、提出对策、积极化解。

 

  会议强调,要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改革举措往前排,也要在有利于建章立制的改革举措上下功夫,依靠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在国企、财税、金融、司法、民生、党建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力度大、措施实、接地气的改革方案。要保持督察工作力度,在是否解决了突出问题上下功夫,让实践来检验、让基层来评判、让群众来打分,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延伸阅读二:习近平治国理政1000天 迈出实现“中国梦”的坚实步伐

 十八大以来,截至今年812日,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已经整1000天。这1000天里,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拓进取,勇闯新路,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由一个崭新的概念变成深入人心的执政理念。

2012年1115日,习近平首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会见中外记者,“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是他对全中国人民的承诺,他说,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这1000天里,他挑起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兑现着当初承诺。

从严治党

“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抓住了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根本。2012年甫一上任,习近平就在新一届政治局领导的首次亮相中表露决心,由此开启了从严治党的序幕。“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他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并且他进一步表示,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绝不能手软。在2014114日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又一次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来表示从严治党的勇气、决心与信心。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习近平强调:党纪严于国法。“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对干部群众举报的选人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组织力量进行查核,依纪依规严肃处理,让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年向中央提交述廉报告。

严格执纪,铁面问责,将制度的笼子扎紧,架起制度的高压线,划出纪律的红线。十八大以来,中央以从严治党为遵循,拔烂树、治病树,打老虎,拍苍蝇,力度之大,让人为之一震。截至目前,已有上百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极大地威慑了腐败分子。20156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周永康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再次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区的决心。

对于腐败分子,习近平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对于人民,他却像春天般温暖。2014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深有感触地讲到: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事实也正是如此,到透风漏雨的棚户陋室,走进包子铺排队取餐,盘腿坐炕问冷暖,卷起裤腿视察……这1000天,习近平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贯穿在各项决策和各项政策中间,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却让人民群众犹如感受清风扑面,沁人心脾。

厉行改革

 

  改革,这个热词,在经历三十多年之后,又以崭新的面貌重新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还是20121115日,习近平首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面对中外媒体。在不长的讲话中,他掷地有声地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对如何做好深化改革这道题,习近平看得很重,也想得很深。2012127日至11日,习近平首次离京考察,首站即选择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并在深圳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习近平在仪式现场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方针。习近平称,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要蹄疾步稳,要抓铁有痕。习近平同志上任伊始就警告党员干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政治局的“精简会议活动”新规中,强调“要少说多做”。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的讲话关键在于了解实际、深谙国情党情民情,实事求是地讲问题、摆现象,敢于亮剑、敢于“唱黑脸”。“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的表态,半月之后有了更细化的方案。这一次的改革,他首先对准积弊——20121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节俭、接地气、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这一次的改革,他瞄准了“定力“。他反对“一任市长一张蓝图”,强调要一茬接着一茬干。201312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深改组组长。作为中央深改小组组长,习近平瞄准改革的“硬骨头”,在这些关键点发力。作为组长,习近平已经主持召开了14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多次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表述。习近平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总之,强调保持改革定力、聚焦关键发力、持之以恒用力。在去年年末召开的深改组第八次会议上,他不仅提到2014年改革有的是“多年都啃不动的硬骨头”,还强调要在2015年,“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15年上半年,习近平6次主持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对准“硬骨头”,议题涉及“纪检体制改革、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足球改革、追责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规范领导干部家属办企业”、“乡村教师、公立医院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立案登记制”、“公益诉讼改革、法律援助制度、科技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范司法人员‘朋友圈’”等。这些改革不仅是中央的着力点,也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唤。转变政府职能,“久久为功”,至今,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研究制定养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出台异地高考方案……这1000天,向顽瘴痼疾开刀,向障碍藩篱宣战,习近平聚焦关键,持之以恒用力,将解决一道道难题提上日程,让群众看到了他的担当精神。

奉行法治

“公生明,廉生威”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法外无权”、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些都是习近平挂在嘴边的话,展示了习近平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视。“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 习近平说:“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决策中,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成为上下贯通的“姊妹篇”。20141020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这是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以鲜明的时代印记树起了一座里程碑。习近平说,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全面依法治国,需要要抓“关键点”。20152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一重大判断,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全面依法治国,“落脚点”是人民。习近平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而行动早已在路上。在截止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14次会议中,多次提及司法领域的改革意见和方案,他们的每一个落脚点,都深深地刻上了两个字“人民”。全面依法治国,必将开启中国法治的新时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65万余件,同比上升10.1%,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进入到司法程序,以法律为最终的裁决。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这1000天里,已经成为全社会化解矛盾的最有力武器。

2012年1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深情地说,“中国梦”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20146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把全面小康目标升华成民族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共筑“中国梦”的征程上走过1000天。这1000天,中国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让我们与这一梦想靠得更近。

人格不独立  海归亦耻辱?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二名的,是来自3H空间、著名美术家陈丹青的《海归的耻辱》。

作者自述,我出国前的经历是:插队落户8年,1978年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像我这样出国又回国定居的,就被统称为海归。我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三个根本差异。第一,他们主要是政府公派,我们则主要是自费出去的,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公费生极稀有。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归,出国前真的是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像陈逸飞、徐冰、谷文达、蔡国强等人,都在国内拿了学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从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艺术家了。第三,前面两代留学生差不多都回国来做事,特别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归,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到我们这一代,大批留学生选择定居国外。

作者认为,这些差异,是中国近百年大历史起伏变化的详细注脚。中国现代史,大致是海归派与本土派既合作又冲突的历史。清末民初,海归派不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领域除旧布新。他们共同创建了共和,国父孙中山就是大海归。我看过一个数据,大概是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归派。就文化的广义性而言,第一代海归派开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启动了国家的转型,兴建了现代大学和现代教育。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20多年,政府先是终止了闭关锁国,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在人文艺术领域,海归派只是摆设。政府对艺术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之类,而不是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因此,即便是人文艺术类的海归派,一旦进入体制也沦为工具,甚至自甘于工具。据我所知,个别体制外的海归真正带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文化理念与创作活力,譬如北京的艾未未,还有几位策展人。

作者指出,百年海归的命运,印证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历史潮流与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多半是本土派胜利,海归派挫败、调整、合作。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所谓现代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国策基本学习西方,但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但国家目前堵在制度层面,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全社会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即人的现代化是绕不过去的。今日的中国离民主思想、公民社会等还差得很远,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我认为这是非常畸形的状况: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作者强调,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但我看不出海归派在整体上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现在许多人都有短暂的出国经历,切身感受我们与外间深刻的冲突和反差,他们反而对国外的先进思想更敏感,并尽可能在改革现状中发出声音。我以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

作者认为,胡适70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国内现在的学费,以家庭收入计算是全世界最昂贵学费的三倍。但是我们不提供人格教育、历史教育、理想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乐观地看,出国的人越多,海归也越多,量变到质变,或许会缓慢影响并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转变吧。但这个过程十二分艰难,很难看清它的走向与结果。人会屈服于现实,但人还有感情。国外生涯会使你更爱国,并产生无比细腻的羞耻感。国内国外仍有太多差异,但海归者不应以自己的祖国为耻,而是在自身寻找羞耻感。“知耻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

天津爆炸  换代前奏?

来自BBC中文网、作者张伦的点评中国《天津爆炸——一个时代的终结》,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四名。老编以为,显然这是从一个崇拜西方制度和普世价值的人眼中分析事故的评论,主观色彩浓厚,即使在国外和中国不一样的国度,发生如此特大事故也有可能,和中国现实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但文章指出的普遍性问题,确实应引起当局的注意和改正。

作者在文章开头就惊呼,天津爆炸!巨大的火光,原子弹爆炸般的蘑菇云,惨烈的伤亡。中国接连不断的灾难单上又添新例。人们在焦虑地关注救灾的进展,人员的伤亡和救治,灾难可能的后续危害。同时,人们也在追问这场灾难的成因,思考着其对中国未来可能的影响。

作者认为,或许,经历了太多的事故和灾难的国人已有些麻木,对这种灾难可能带来的变化已不抱希望,是的,在笔者看来,几乎可以断定,这场灾难不可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立刻的变化,体制依然将在其惯性的轨道上滑行,救灾中各级官员的表现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但是,这毕竟是场特殊的灾难,其造成的影响也将深远。且不论它为未来的中国发酵出什么,至少,它已经以一种悲剧、惨烈的形式,象征性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无可置疑的人祸。作者指出,与以往一些灾难的不同在于:这场灾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后八九时代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人员重大伤亡、财产损失的灾难,从非典到汶川,都有极大的人祸成分,天灾人祸相连,但毕竟官方还是可以找到某些借口,人们也会容易接受,将沉重的损失加之大自然或些非人为的因素身上。即便是上海静安火灾,密云上海的各类践踏伤亡,外地类似的爆炸事故,不仅规模难于与此相比,可以以工人违规操作,人群众多,管理疏忽等等加以辩解。且只限于一楼,一地,一时。在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宣传下,易于平息。但此次,已无任何借口可言。遭难者无辜受害,飞来横祸!在于居民如此近距离的地方,存储这类危险产品,以最基本的常识都知其不可,且管理如此混乱——据报,该公司幸存者张华称,在这存有大量甲酸、氰化钠和电石的仓库里,小火灾,漏气事故竟然一直不断!这几乎等于谋杀。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本不该牺牲、消失在火海中的年轻消防队员们!

作者预示,这将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历史上看,一个时代的终结往往需要一个重要的事件。或许,天津的爆炸声,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休止符。那狂欢的时代发财曲,起始于89事件以及稍后的南巡,经九十年代的起转,入世贸后的高潮,在08奥运的焰火中达至峰巅,而后,伴着那漫天焰火的渐渐沉寂,转入低沉。虽靠4万亿的兴奋剂再造短暂的回升,终无可避免地低落下去。

作者指出,无论官方怎样以“新常态”来粉饰,也无论那实在让严肃的经济学家起疑的增长数据依然相对亮丽(7%?),萧条还是慢慢地笼罩上中国。一场股灾,一夜间让众多人财富付诸流水,也让许多个发财致富的“中国梦”顿成泡影。对中国未来的怀疑本已在蔓延,现会加速扩散,爆炸的许多传递性后果或许我们将来才能知晓。除那恐怕要以几十、上百亿计的直接损失外,仅作为华北出海口的天津港的停滞,哪怕是暂时,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也可以想见。那好莱坞科幻影片中世界末日般的画面,在这大众传媒的时代迅速地传遍中国和世界,在人们心中造成极大的震撼。在瞬间消失的财富面前,国人或许会重新思考其意义。而在世界上,多年来随中国的高速发展所呈现的那幅有关中国的繁华图景,从此将被以一种疑虑的眼光重新审视。

作者认为,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体制控制力最强、官员水准本应属上乘的京津之地,发生造成如此巨大损失的人为灾难,前所未有;灾难和挑战已不再只停留在边缘地带,已渐渐逼近红色帝国的心脏。肇事企业的背景,其各种登记和运作上明显违背基本的规章和常识的蹊跷,难免不让人猜测那背后深藏着的权钱交易,这时代中国的家常便饭;同时,围绕救灾所显示出权力的那种一贯的傲慢、愚蛮、迟钝、与人性的疏离;那些一问三不知,只会推诿的官员的拙劣,直让人心生绝望。

作者妄议,震惊世界的灾难后数天,除一位女副总理露个脸外,不见本地和中央领导人身影,是怕担责还是怕受毒气伤害?而灾难后官方媒体甚至事发当地媒体依然莺歌燕舞的表现,让人再一次见识党控媒体的无耻与可怜。人们对体制能力的信心,再次动摇;近乎破产的官方信誉,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制度根源的改造。作者认为,无论官方最后怎样解释,天津爆炸再一次将现体制的弊端赤裸裸地展现于人们面前。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事故的发生,事故后社会的反应往往也大不相同。但能否和怎样汲取教训,不让社会付出额外的代价,就绝不是技术管理层面所能决定,它往往要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和哲学。2001年,离法国南方重镇图卢兹80公路处的化工厂因工人操作不当引发大爆炸,除最初怀疑过恐怖破坏外,人们知道那只会是事故,虽有批评,但并不会对政府的立场、采取的措施和事后会有的检讨以及受害者该受的补偿抱什么大的怀疑。因为,与中国不同,人们对体制和司法的公正独立有基本的信任,而政府也是一个由民众选择且受媒体、独立的司法、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反对党监督、约束的政府。当时和事后事态的发展和相关法律的通过,都很好地证明了这点。当然,在当下的中国,任何有关生产和生活安全上的管理和技术的改进、领导的重视都值得欢迎,但这类改进以及所谓重视,能否保证类似的灾难减少,实在令人怀疑:一再频发性质相似的事故早已证明这一点。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无人负责、且不必向公民负责的体制;以及与这类体制必然伴生的腐败和专断。迄今为止,人们对何人负责天津救灾仍是毫无所知,这又怎能让人相信官方救灾的诚实和效果?此次天津爆炸,许多人提起与苏联切尔诺必核电站的相似之处。那场核灾难与阿富汗战争可以说是构成最后推倒苏维埃帝国的两张骨牌,今天解密的档案已经揭示,事实上有关其可能发生危险的报告早已存在,只是在那个腐败僵化、没有监督的共产制度里,它永远静静地躺在官僚的抽屉里,直到事故爆发,帝国崩溃,才被人们再发现。——天津爆炸前数日,领导们岂不也走访检查了该地的安全工作 ?!

作者认为,不解决权责的来源和界定,不解决权力的监督,中国就将永远会在类似的灾难中轮回。那种找几个官员平息民怨先撤职、后复出的把戏,说到底是由体制所决定的一种官僚权力集团的自我包庇互利。多年前因铁道事故死亡惨重“辞职”的铁道部长丁关根后竟复职高就政治局委员,而前几年上海静安高楼火灾因对“工程组织实施不力”被撤职的正副区长,也早已静静安安地复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谁还能指望中国的官员能有战战兢兢对民负责的施政之心?

作者希望,迈向现代文明。天津爆炸,再次显示暴露出的这些灾难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文明的价值选择和体制构建的问题。当作自己国家的媒体不能很好地扮演起该扮演的角色,许多性命攸关的“谣传”(比如事发后关于几个消防中队已牺牲,700吨氰化钠的存在)要到几天后才被官方遮遮掩掩地承认,国际媒体的存在事实上起着拓展透明度,维护中国国民权益的角色。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连官带民齐上阵,以所谓民族的声誉阻碍记者的采访。在死亡面前,消防队员竟仍被分成三类九等,只因出身多为底层,一些消防队员的亲人需要抗议才能得到一些该有的信息。正如在救火中所暴露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经验和惯例不去学习遵守,常迷信、鼓吹毛式的意志之上,蔑视科学,用前现代的思路去管理现代生活,草菅人命还振振有词,当作律令不断传授,奉为中国特色。

作者指出,中国人到了需要认真地审视一些基本的价值和问题的时候了。到底要一个怎样的现代生活,怎样的生命观,财富观?执政党有没有自许的永远执政的资格?不必去争论什么西方、东方民主,权力到底该不该有授权?官员要不要受监督?公民有没有知情权,媒体可以不可有自由报道的权利?法律该不该与政治分离以便更好地约束权力,保护公民?这些,在这个悲剧的时刻,都不再只是些虚无缥缈的理论话题,而是活生生与每个公民的生命安危,呼吸,健康、财产的保护密不可分。因人为因素和内在结构的不合理,“东方之星”可以在一分半钟让443人命丧江底;因与贪婪、制度性腐败、玩忽职守,蒙昧等相连的一场爆炸,却能在几秒钟让成百上千人伤亡,众多的家园和财富化作烟尘。为每个人的生命、健康、财富和后代的幸福成长,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保有警惕和批评,大概会是保证灾难少些降临,文明最终得以构建的根本途径。也是这场爆炸该给人们强化的意识。

作者妄称,天津爆炸,一个时代彻底终结,但从根本上酿造了这场爆炸的中国现行制度尚未终结。只是,如果中共的官员们继续象在此次灾难中这般行事,如此推诿,自私,不负责任,草菅人命,无能,这个制度的终结也将可以预期了。只是我们不知,那是否也会是以爆炸的方式出现。

天津大爆炸  任总如此说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五名的,则是来自个人微博、中国著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任志强的《我怎么看天津爆炸案》。老编认为,任总的说法比较专业,很接地气,值得一读。

任总写道,当兵时干过几年作训股的参谋。复员后又干过几年企业的小官。虽然没经历过天津八、一二的大爆炸,但至少还知道面对事故应先干点啥。七天过去了,还有许多本应让社会都知道的事情,却至今还未公布。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政府居然仍像瞎子一样的在黑暗中摸索。不说是比猪还笨,却也充分说明低能和无效。让整个网络和社会都感到彻底的失望!

任总认为,庞大的政府机构,无数的工作部门,却不能拧成一股绳,变成一个力量。有九龙治水各管一段的毛病,也有部门利益的冲突,还有权力不为民所用的祸根。以致在重大事故出现时不能各守其责,只等着看热闹?尽管政府部门之间有各自的管理权限,但事故处理时,必须有权威的统一部署。所有的消防人员,包括在编与非在编的都知道,火情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他们勇敢的面对危险,但却冤在无法了解真实的敌人,因此在敌情不明中英勇牺牲了。消防队员的牺牲却没有唤醒领导的清醒。至今还有许多的不明。

任总指出,每个指挥员都应知道,面对事故时首先要充分了解情况,才能合理分配兵力,以科学安排治理并防止出现次生灾害。如何发挥政府各部门的作用,形成合力用最短的时间汇集情况和应对呢?做为外行,我起码知道可以有这样一些安排。一是工业园区是商业、企业与居民混合的区域。首先公安和工商部门应迅速对区域内所有的企业应有统计和了解。集合所有的企业管理者进行调查配合。比如: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至少应知道爆炸区域内可能有危险的范围之内,有多少人在值夜班?有多少人还在?有多少人失联?姓名、联系方式等。再如:仓库中或生产区中有多少库存的生产资料、原料、产成品。包括危险品、毒品、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商品等。可能产生的损失及要注意的安全。还如:库存品的业主方情况,他们最了解库存品的安全或危害性。例如:能提供什么服务,技术保障。如何进行事故处理。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或如:这些企业的股东,负责人,企业的真实性等,这些事故可能的责任人应不得外出以保证配合工作。并协助地区和企业内的管理。这样能发动各企业的积极性为及时收集整理信息提供帮助。才会更及时的了解现场危险化学品的仓储情况。当然这样还可以控制事故范围中的企业有违法与犯罪行为。二是建委、房管局、街道、派出所应及时组织周边居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等迅速对所有居民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并展开维护与施救。比如:一共有多少居民单元,多少家庭,多少人员受灾、受伤,多少房屋受损,多少人失联,多少人需要安置和帮助。还有多少人未能撤出危险区等。再如:房屋受损和倒塌的危险,结构的受损程度,水,电,气等设施的安全隐患,能否让居民回家或进出。如何保证人员安全和物质安全。还如:有多少没人在家的空房,多少人要回家了解情况,如何联系,如何安排。防止冒然回来而带来危险。或如:受伤人员都如何安置的,失散的如何团圆。区域内还有多少车辆或可能产生危险的要素等。这些有组织能力,并与居民相互了解的力量可以帮助政府更容易了解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用约多少的入住率来估计人数。也更方便与受损居民联系与沟通,并了解他们的诉求。包括发放补贴与安置。三是卫生与医疗部门的施救更为重要。但同时应及时将受伤者的情况及时统计和公开,以便失联时的事后联系。这也许是最被上级重视的部门,但常被忽视的是信息的公开。比如:受伤或死亡者的信息,血液与药品的需求信息,技术支持的信息,接纳能力的信息,志愿者服务的信息等。只有公开才能更有效率。四是及时建立权威的新闻报道系统。有组织的安排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各种专业的报道。不是阻挡,而是公开组织力量参与各方的监督检查和发布。限制的结果是非专业的偷拍和猜测。公开的组织,让各种媒体有选择的参与他们感兴趣的项目,全面的反映政府展开的各项工作和真实的事态发展情况。这样才会减少谣言。更不会出现许多秘密的采访和被恶劣干扰的采访事件。事实已经证明掩盖的结果,不但无助于事故的处理。反而让政府的行为和官方的消息变得更没有权威和说服力了。五是事故发生时,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联系方式。公开对社会开放的联系地址,以方便群众投诉和咨询。充分利用群众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所有的问题都有正反的两面。一是政府从上向下有组织的了解各种信息。二是从下向上的反映出的问题。在正反两面的冲撞中才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比如:当正面无法了解充分的失联人员信息时,恰恰可以从另一面的反映中了解更多信息。再如:当无法从死者中了解情况时,有可能通过活着的人了解情况。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应是怕麻烦。而应是努力的解决人民遇到的麻烦。只有政府把自己摆在公开透明的位置上,才能赢得人民的充分信任。才能真正有效并快速的解决问题。如果让政府与人民之间隔着一道墙,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又如何获得民众的支持与信任?六是政府善于组织和发挥政府环保、宣传、武装部队等的作用,却忽略了发动群众和取得群众的支持。这恰恰是此次事故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任总强调,历史上共产党的胜利都是建立在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的基础上的。而此次的事故处理却将群众放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上。以致多次的新闻发布会都无法让全社会满意。事故尚未处理完,但事故背后的故事却越来越多。暴露出来的正是越是对群众不能充分信任就离信任越远。缺少信任就会失去正确的引导作用。政府就会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被舆论压力牵着鼻子忙于应付而乱了阵角。反之才能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才能减少矛盾和稳定情绪。七是关于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不仅是一个环保部门能控制的风险。是否对空气、土壤、食品、水源等产生长期的影响还是未知数。更需要权威和科学的公开信息。也应有负责任的态度。不是逃避现实。应有长期连续的监测与预警系统。更需要主动的定时发布。否则又会处于被动的应付传言的地步。八是及时公开后续的处理方案是减少民众担忧和突发事件的最好办法。每次的发布会不是仅告诉大家以前发生了什么?政府在做什么?还应告诉民众将要做什么?和准备怎么去做?这样才能让民众放心。政府及时的做出负责任的承诺是争取民众支持的最好办法。总理的"一视同仁"就让大家一致赞同。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政府能尽早的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一定会让那些无家可归的民众安心,会让那些失联的民众有更多的希望。也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七天的时间可以打完一个局部的战役了。但今天还有许多并非困难但尚未掌握的情况,不能不说政府有太多的失误。也难怪会发生抗议的事件。难怪有许多的怨言和传闻。如果早有总理所说的正面公开信息和必要的联系渠道,许多事情是可以被理解和不发生的。也能及时沟通和解决。泰国也出现了爆炸事件,但处理问题的速度与公开性都比天津更有效率。这不仅是问题是否更复杂。而是事先是否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对能力。天津危险化学品库的审批、存在,本就有许多违法违规的情况,居民与消防部门都不能在事前了解情况,直到爆炸发生都无法了解情况。这本身就是政府的重大失误。事后仍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和弥补失误就是说不过去了。不能充分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信息,后续的处理仍会存在许多问题。社会与人民有能力对对错做出判断。也希望早日看到"四个交代"

看到这里,老编甚为任总的态度和专业感动。因为看惯了所谓“启动一级预案”的官僚作为,什么应急办,什么问责制,就缺了为人民服务和为生命服务的理念和态度。衷心希望包括天津市政府和交通部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和中央部门,别想着什么中国梦,先向任总学习看齐吧,人家才是真真实实地在构筑中国梦哩。

评主席功过易  撼历史地位难

名列选网上周访问量第六名的,是来自光明网、作者公职身份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社长、学术职称为研究员的李捷的《“非毛化”言论无法撼动毛泽东历史地位》,原文标题为《从五大坐标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该文摘自其撰写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典藏版)。

老编以为,如同评价邓小平一样,评价毛泽东主席也是件特别艰难,“左”、“右”难讨好的政治大事。但历史是面镜子,时间是个判官,随着历史的加长和时代的发展,评价就会更清晰、更公正。就像今年建军节时,防长在招待会上的讲话,虽然像往常一样仍提邓三科,不提毛泽东,但却引起了广大网民吐槽和不满。因为事情起了变化,谈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不提创立人,就明显说不过去了,人民群众不答应,三军将士不答应。

为了显示慎重、客观的态度,光明网专门为该文加了【编者按】如下:821日,光明网刊发求是杂志社社长、研究员李捷《从五大坐标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一文,该文摘自其撰写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典藏版)》。文章指出,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尽管犯过严重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巨大的。毛泽东以其一生的奋斗,包括牺牲了六位家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文章强调,尽管各种“非毛化”的言论不绝于耳,各种造谣污蔑毛泽东的传言在流传,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抹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可能撼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

作者首先写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密不可分。从20世纪至今,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就是由毛泽东开启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结束受尽西方列强屈辱的历史,也是从毛泽东开始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位对国家、民族、人民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在和将来都会永远铭记在心。而对那些试图给毛泽东抹黑,甚至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历史贡献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我们的回应只能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作者认为,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历史呈现出一个规律:每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下一步改革发展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出来鼓噪一番,企图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旗帜上拿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这种企图总是不能实现。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不但不得人心,而且根本不可能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和出路。相反,还会使中国发展误入歧途。

作者指出, 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尽管犯过严重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巨大的。毛泽东以其一生的奋斗,包括牺牲了六位家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历史巨人、伟人与凡人、小人的根本区别。在这一点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否定了毛泽东,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成功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做出的杰出贡献,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永远彪炳史册。历史是人民写的,而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少数人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尽管各种“非毛化”的言论不绝于耳,各种造谣污蔑毛泽东的传言在流传,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抹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可能撼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

作者指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可以从以下五大坐标来审视。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新挑战、新机遇的时代。在这以前,列宁适逢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并且产生了金融寡头和产业托拉斯的时代,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解决了时代特征、主要矛盾以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在帝国主义国家四面包围之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变为活生生的实践。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反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殖民地、相互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觉醒,孕育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时代变迁,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已不再必然地同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相联系,而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盟军。列宁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形成了由他执笔的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成功,为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实践,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党内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条化的阻碍。因而,毛泽东的探索过程,既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实践、独立自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也是从各种思想僵化和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但以其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认知。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于运用、关键在于实践的思想。因为实践出真知。邓小平也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说过,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二是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从19305月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始,就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又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1982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还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也要放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上述新认知,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反复得到的,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辟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三个活的灵魂的奠基人。

第二,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的探索都是前无古人的。一是成功解决了一个东方农业国如何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是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的。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应该放在中心城市还是放在广大农村。毛泽东是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才走上了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接着就遇到了中国革命扎根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问题。这就发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把党的水准降低到农民意识的水准上,还是使其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意识从而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水平之上,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建党”的实质。这件事,是经过从红四军七大前后到九大最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才得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这一决议案的最主要的部分命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由此形成了建党纲领和建军纲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总结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精心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决战时刻,毛泽东还总结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土地革命总路线,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绘制了完整的蓝图。二是成功解决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着两大历史传统。一个传统是来自苏联的。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是采取“一举进入”的方式,对于工业是一举实现国有化,对于农业是一举实行土地国有化,消灭富农经济,普遍建立集体农庄。这种实践,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极大。另一个传统是来自中国自身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完全有可能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的。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不流血的革命”的先例。封建王朝的更替,要么是通过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来实现,要么是通过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等暴力方式来实现。近代以来,就连极其温和的戊戌变法,也不能不以谭嗣同等血染刑场的方式而告失败。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以最低限度地避免社会震荡、避免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实际上,这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结果是,这条道路最终走通了。正如毛泽东在19561月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三是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成功为最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其失误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本质上说,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此之前,整个世界上的现代化道路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就其具体内容也是千差万别,但总体来说是同一种类型。另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强大物质基础。但是,这条道路也有其严重的弊端,特别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直接满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生产也长期不得过关。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根本目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些问题,因此着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在1957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有一部分是探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毛泽东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里,“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他还特别强调,“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遗憾的是,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思路来办,而是走了曲折艰难的道路。但是,就提出这一思想本身来说,已经是前无古人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创新上有三大突破。一是突破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框框,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二是突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重、轻、农为序的思想框框,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农、轻、重为序,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三是突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中心的思想框框,形成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独立自主地搞国防、独立自主地搞尖端技术、独立自主地搞外交、独立自主地进行道路探索的思想。总之,毛泽东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第一人。

第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坐标来审视。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20世纪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之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中华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做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和牺牲,也出现了站在时代前列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然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由毛泽东继承下来,并且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事业,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的巨大历史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谱写了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当然,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一个是发动“大跃进”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另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背离经济建设中心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动机是要更好更快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是要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是由于主观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事与愿违。彻底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康庄大道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邓小平肩上。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他亲自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避免了中国重蹈苏联全盘否定自己历史的覆辙;另一方面,他又继续毛泽东开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事业。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接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梦为全世界所瞩目。

第四,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坐标来审视。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整理中华文明的第一人,解决了中华文明发展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困境问题,即既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又要使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得以保留和传承。自从1840年中国国门洞开,各种西方思潮接踵而至,中国传统思想武库又无法为中国变法图强或革命自强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苦苦寻找救国图存的思想。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再到辛亥革命创建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一切救国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形势才为之一变。先是由“五四运动”给予封建腐朽文化以致命的打击,继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掀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新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成功之路,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获得了新生。这一点,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实现,孙中山同样未能实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们没有实现,只有毛泽东实现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讲这番话的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千古命题。可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其独具一格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将古老的诗词书法这种表现形式同丰富的时代内涵高度融合为一体,为世人树立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典范。

第五,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坐标来审视。毛泽东的许多探索,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激励着广大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解放之后走自主发展道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冲破美苏冷战格局的束缚和阻碍形成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做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身处于旧殖民体系解体、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成为世界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的时代。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年代,毛泽东始终对亚非拉美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在新中国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对亚非拉美的穷朋友们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使得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当中国高举起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旗帜时,很快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找到了战略支持,并且在它们的积极支持下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不仅如此,中国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走出来,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件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有力地推动着当时围绕二百海里经济权和石油生产国的定价权开展的捍卫发展中国家经济权益的斗争,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一步发展为争取和捍卫经济发展权的斗争,促使整个世界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进步。正是在这样孕育着深刻变动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从而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以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为支撑、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理论。这是毛泽东对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做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平等性的追求,尽管其中存在某些历史的局限,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曾经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平等性的追求,不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奋斗目标有着积极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思潮中赢得独立、捍卫主权、争取平等的理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起了极大的推动与示范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毛泽东是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伟大人物。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国际信誉。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里面实际上概括了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第二件大事,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件大事,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过20多年的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必将彪炳史册。

粉碎“四人帮” 汪老功至伟?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七名的,是来自《国家人文历史》的韩钢的文章《汪东兴与粉碎“四人帮”》 原标题: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作用有多大?在党和国家前领导人汪东兴老百年之时,这篇文章受到选网朋友高度关注,应是再正常不过的正常之事。

据新华网北京821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8215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作者写道,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汪东兴的职务众多,但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认为,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作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作者认为,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10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9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12日至10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9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第二个问题: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作者认为,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叶肯定“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还说“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深夜两点,汪再次到华的住处,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问题。华把刚刚离开的吴德找回来一道商量。(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这是华、汪、吴唯一的一次碰头会。但按吴德口述,他是104日下午被华国锋找去,再一次讨论行动细节的;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刚到家,华再来电话找他去,汪也在华家,三人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吴德强调,“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这里的时间,与武健华回忆不同:一个说是104日的下午五点多钟,一个说是105日的深夜两点,相差几个小时。

关于中南海外面行动方案的制订情况,吴德口述比较具体。吴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作为直接当事人,其叙述比较具体也相对权威。按吴德所说,102日,华国锋去了吴德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议。抓捕迟、谢、金是吴德的提议。华问吴,“四人帮”在北京还有什么爪牙。吴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该隔离。103日或4日,吴又去了华家,提醒华注意张春桥之弟张秋桥常去北京昌平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活动。正是这次谈话,商定了动用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中南海外面的行动,包括保护市内安全,控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随后,吴德即找吴忠谈话,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考虑和决心。吴忠明确表态,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的安全;同时告知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希望吴德解决向上级请示调动部队的问题。吴德又向华国锋做了汇报。华要求吴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权力。华还告诉吴,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随即找了陈锡联,陈即向吴忠交代:北京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吴德与吴忠再次在家中商量了中南海外的具体行动方案。据吴德说,华还亲自找吴忠谈过一次话。

陈锡联回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曾几次和他谈过“四人帮”的事情。105日下午他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部队,接到华的电话,立刻飞回北京,直接去了东交民巷华的住所。华告诉了陈解决“四人帮”行动的具体时间,陈表示坚决支持,说部队没有问题。华告诉他,吴德、吴忠会找他。吴德、吴忠先后到了陈家,陈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当天晚上,华又到陈家,同陈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武健华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动方案拟定。那天(105日)华、汪、吴商量中南海内外行动协调问题,汪的意见: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原有的防务;二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其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担负,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管辖,如果姚接电话后去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队要去他家行动,为免误会,建议卫戍区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动。吴德决定,就由吴忠去中南海。(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看来,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第三个问题:具体实施  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显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10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大概也来自杨的记录。

杨正泉、杨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邓岗当年的讲话所说耿飚等人进驻电台的时间,要比《耿飚回忆录》所说早了两个来小时。笔者判断,几位当事人和耿飚自己当年的讲话有误,因为中南海实施行动之前,不大可能开始进驻广播电台的行动。杨正泉后来发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但他仍有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这个细节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记忆尚可说孤证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尤其难免误记,可此事有当年讲话的原始记录,几位当事人的记忆又都一致,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真相呢?看来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106日晚上的行动,还有一点人们过去不大知道。据吴德口述,为防备学生、造反派从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当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实行了戒严。

控制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保育钧2011年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我的1976:寒露?惊雷》节目采访时作了点滴介绍。按他的回忆,人民日报社并不是10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组接管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这一天他带着另外两人到人民日报社,向当时报社核心小组组长鲁瑛宣布,奉华国锋之命来主持报社工作。至于控制新华社、机场、邮电局的情况,尚无任何披露。

第四个问题: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事件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作为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有关这次会议的经过,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据《叶剑英传》,会议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举行,从106日晚十点开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京外政治局成员没有参加会议,会后由汪东兴逐一作了通报。吴德口述谈到了会上的一个细节:纪登奎提出文件应否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剑英认为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吴德还说,会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华国锋对友人回忆,会上他首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叶则说自己已经七十九岁,华比自己小二十岁(此说有误。叶剑英1897年生,华国锋1921年生,两人相差24岁——笔者注),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当年富力强,应该担起这个重任。叶提议华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一致通过。(《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点情况,但都很简单。比较详尽的记述,是200510月香港凤凰卫视对周启才的访谈。周后来又整理成文章发表。据周回忆,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汪东兴指示他组织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会议。所以,周对会议的经过包括会场的布置、到会的情形、华叶的讲话,都有细腻的叙述。据周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随后讲话,主要是通报抓捕“四人帮”的情况,推举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周印证了华的记忆,会上华确实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辞,会议最后赞成叶的意见,推选了华。最近发表的武健华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绍这次会议,特别是较多引述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武本人没有旁听会议,但他说明:所述情况是根据李鑫和周启才的记录得知的。(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这个细节表明,当天政治局紧急会议是有记录的。据周启才回忆,从10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整个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历史有记载  海报开玩笑?

名列选网上周访问量第九名的,是作者高人赐稿的《我说(开罗宣言)的海报》。在这篇短文里,高先生以他擅长的笔锋,对新拍电影《开罗宣言》的海报宣传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剖析了这些人灵魂深处的阴暗,以及其把历史不当镜子当婊子,穿了裤子要赖账的丑恶行径,读后令人感到心慰气畅。

高人谈到,对于外界的质疑,电影《开罗宣言》的“制作方”抑或“发行方”回应说:“中国参加开罗会议,是中国被承认被认可,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结果,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我们手里还有十多款海报,包括蒋介石的,也包括宋氏三姐妹等,此次推出的只是系列海报中的第一组。”

高人认为,此回应无力,且“不着调”。“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是事实,但不是“首发”其海报的理由,因为,他尽管“重要”,也是“在野”,罗斯福没请他,“开罗会议”没他事儿,却如此宣传,令人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疑似“有病”;“不着调”的是,既然有蒋的海报,那么“先发”是必须的,也就都没的说了,何必“大喘气”呢?

高人指出,如此“后发制人”地“逗你玩”,看似无心之举,实则有意为之--影片自是蒋唱主角风头无限,但公映之前的海报,却让毛来个“先入为主”,如此“喧宾夺主”乃至“反客为主”,“一切尽在不言中”,可谓深得“宣传”真谛了。

高人分析,抖这小机灵有意思么?抗日战争,乃是全中华民族的抗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因此,国军的正面御敌、共军的敌后游击,都是国家的功臣,不该厚此薄彼,争长论短更是无聊、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况且,倘若不是“攘外必先安内”,也不是为保存实力养精蓄锐另有所图,更不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而是真个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抗战的胜利就不会太惨烈了吧。退言之,若是为了“政治平衡”,则大可不必;而即便意在炒作,也不可“恶作剧”--这不仅是智商、还是道德问题了。

高人最后叹气:总之,此举实在愚蠢,纯属给党国添乱。

天津大爆炸  焦点需访谈

来自观察网记者团队的分析报导《天津大爆炸可能是这样发生的?》,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十名。虽然是记者眼光,或者说是“马后炮”,但给人的启示还是蛮多的。

报导称,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发生一周以来,爆炸细节在不同人口中逐渐“复盘”。涉事公司瑞海国际10名负责人在事发6小时内被控制,而该公司的管理漏洞也被曝光。此前,危险品仓库一名装卸工透露,该岗位工人没有从业资格证。而在记者昨日的走访中,从该公司高官口中得知,起火点位置为二三十个硝酸盐类集装箱。上述人士分析,“可能是集装罐里的物质超过了标准值,量太大,导致里面压力升高,把阀门顶开发生了自燃。起火以后产生高温、震动,引爆了硝酸铵,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焦点一:火灾爆炸原因为何?

目前,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已成立并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将依法依规彻查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最高检已派员介入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依法严查事故所涉渎职等职务犯罪。记者深入爆炸核心区采访了解到,火灾爆炸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现场情况依然十分复杂,北京卫戍区防化团18日下午开始进入爆炸核心区开展全面洗消作业,为后续的彻底清理奠定基础,但尚未进展到消防人员进入采样分析起火原因阶段。

连日来,记者对火灾爆炸原因持续进行多方求证。据当时在瑞海公司运抵区看门的工作人员说,他听到“砰”的一声,然后起火。一位事发时在办公室睡觉的瑞海公司高管告诉记者,他也先是被一个小的爆炸声震醒,然后赶紧打开窗户向外看,发现运抵区西南角已经着火了。据这位高管回忆,起火位置大约有二三十个硝酸盐类集装箱,每个20吨。硝酸铵有10来个集装箱,硝酸钾和硝酸钙的集装箱各有七八个。“我怀疑可能是旁边别的东西先着火,引爆了硝酸铵。”瑞海公司的另外几位负责人均称,据当晚在现场的员工汇报,他们看见运抵区放三类危化品的集装罐在着火。这几位负责人分析,可能是集装罐里的物质超过了标准值,量太大,导致里面压力升高,把阀门顶开发生了自燃。起火以后产生高温、震动,引爆了硝酸铵,产生了巨大的爆炸。“硝酸铵遇火就是能量巨大的炸药。国外进硝酸铵都是炸矿山的。”瑞海公司一位负责人说。

焦点二:核心区水坑如何处理?

爆炸核心区形成的水坑,有近1万平方米。据环保部门预计,蓄水量应当在四五万立方米,其中含有氰化物。17日,最近一次的水样检测表明氰化物超标1.7倍。据前方指挥部介绍,对这些污水将由专业水车拉到专业水净化公司,进行破氰处理,水质达标后排放。此举一方面可以保护爆炸核心区的土壤不受长远污染,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对海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焦点三:周边环境是否会受到污染?

18日上午,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下起了一阵小雨,到中午天气已经放晴。下雨时,在爆炸现场附近位于海港城的武警紧急撤离,而周边空气和水环境的污染状况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降水是否会对爆炸事故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表示,从16日起,有关部门针对事故区域可能降雨,已经做出多项紧急准备。 一是将经过严密监测达标和初步治理的坑水、管道水腾空,以利于降雨储存;二是污水处理厂加大处理力度,有降雨的时候,所有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水前期都要进行消解处理,后期一旦检测出有超标或者轻微超标,还有一道把关设施,确保氰化物达标才能排放。三是进一步加固爆炸事故核心区围堰,以应对暴雨。大气环境方面,包景岭说,地面散落的危险化学品经过雨淋,可能挥发出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环保部门对此正在严密监视。18日,在原有17个监测点基础上,环保部门又增加了一个环境监测点,一旦出现氰化物或者是有机污染物超标,会及时发布通知。目前,环保部门确定事故区域特征污染物的监测项目为甲苯、氰化物、氰化氢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结果显示,170点至24点,事发周边17个环境监测点位均未检测出新的特征污染物,各点位各项特征污染物的浓度均未出现超标。废水和水环境监测方面,现场水质监测点调整至40个,其中警戒区内点位26个,警戒区外点位14个。170点至24点,共现场采集各类水样品76个,对照相应标准,共有29个点位检出氰化物,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最大超标28.4倍;警戒区外14个点位尚未发现氰化物超标。其中9个点位有氰化物检出,但浓度较低,最高仅相当于控制标准的6%

焦点四:受灾群众是否得到妥善安置?

爆炸事故发生后,多个居民小区严重受损,几百名群众住院治疗。记者16日在位于天津开发区第二小学的临时安置点看到,饮水处、领餐处、手机充电站一应俱全,送餐车准时送来600份午餐,几十名安置人员排队取餐,秩序良好。记者18日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多数安置人员已自行离开,恢复正常生活。天津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在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事故发生后,受灾群众最现实的困难就是饮食和住宿问题。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选了12所学校和3所公寓作为安置点,安置能力达到1.5万人。食品、药品、生活必需品等物质供应充足。宗国英还介绍,根据目前排查情况,房屋门窗受损17531户,部分房屋已展开维修。到1718时,已经完成792户的修缮。16日开始,武警官兵对受影响严重的七个小区进行了房屋排险,协助受灾群众回家拿取贵重物品和必需品。天津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张传捷此前曾表示,将实施临时安置补贴措施,先解决小区居民未来一个季度的临时居住问题。

 

 

此外,名列选网上周访问量第4名的《对话林伟:维汉冲突为何难抑?》、第8名《刘亚伟: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一)》,由于在往期本站看点已作阅读,这次就循例不集体学习了。有继续学习兴趣的网友,可独自前去阅读,如有深入思考别忘记告诉老编分享了。

 

 

               附:817---823日文章访问排行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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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我说《开罗宣言》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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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网:天津大爆炸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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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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