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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互联网公司能帮到红会吗——救灾中的市场与专业性

作者:刘远举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来源日期:2020年02月14日

本站发布:2020年02月14日

点击率:190次




中国淘汰了市场,用了30年又请回来。这一次红会没用三十年,用了一周,又把市场请回来了。接下来哪些地方还应把市场请回来呢?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前段时间武汉红十字会的低效招致了很多批评,有人说如果让互联网公司来,一定又快又好地完成物资分配任务。真的是这样吗?

互联网公司可能行,也可能不行。

医疗器械行业,说复杂可能并不复杂,但我相信绝不简单。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know-how,也就所谓的“技术诀窍”,比如,符合要求的口罩有美国的N95及以上,中国的KN95及以上,欧盟的FFP2及以上,澳洲的P2及以上,日本的DS2及以上,韩国的KF94及以上等标准。


对于科技公司的程序员与产品经理来说,这就相当于一个新项目,就算有最强的产品经理与程序员,但他们并不懂医疗器械的物流、产品知识,需要学习。九州通进驻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据媒体报道两个小时就全部理清楚了。九州通是一家以西药、中药和医疗器械批发、物流配送、零售连锁以及电子商务为核心业务的股份制企业,在这个行业深耕35年,其老板在非典时候就做出过很大贡献。根据媒体报道,九州通相关人员表示,以九州云仓系统的运行能力来说,货物从进库到发货,两个小时可以完成。科技公司的数字化能力肯定比九州通强,但做一个“九州云仓”这样的系统,程序员也不能一天内建成,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公众的预期,因为再厉害的人,也不如专业的人。


如果时间放长一些,比如半年,科技公司肯定能把这事做得妥妥贴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效率有目共睹。

互联网公司长期处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为了应对市场竞争,需要更好的人才,更高效的管理。管理学上有个理论,只有外部有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才会层层传递,转变为内部的效率。

所以,从根本上,这是市场向红会这样一个垄断性的政府组织“免费”输出的制度优势、制度红利。这也是政府外包公共服务更有效率的依据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政府才要放权,让市场去做。

不过,外包有利润,有价格信号,但征用却是不行的,因为征用很难谈价,没了价格信号,就没有竞争,也就失去了压力,从而丧失内部的高效,企业也不会配置很好的资源。不计成本地做好,是企业免费输送市场制度红利。低频次可行,十年一次,就当捐款。但经常搞征用,免费红利自然就没有了。


但是反过来说,企业也做不好政府的事。因为政府的事没有竞争性。如果企业不赚钱了,像政府这样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长期如此,企业就变为了政府机构。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企业人变为政府人,他的目标会变化,进而造成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变化。


暂时做个政府项目,或者去做公益,仍然会是高效的,这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主营业务还是在市场,就成为市场输出制度红利的管道。但一直做这个,脱离了市场人才也会劣化。

其实,这样的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在建国前,中国也有很多知名的企业,这些人最后都变为了国企职工,结果如何呢?最终到1978年,三十年绕了一个大弯又请回市场制度,中国就又立刻生出一批企业家,产生出BAT、华为、滴滴、拼多多这样的大公司中的高能力、高效率员工。


这一次,红会不过是在短时期重复了这个过程,请回了九州通。绕了一大圈最后发现:这事不一直是九州通这样的公司在做的吗?舆论盛赞九州通的高效,但是不是该问一句:最初为啥把九州通赶跑了?


红会的问题很多,但根本性的问题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市场成熟的分工配合,专业的人,被抛弃、被禁止,然后建立一个供给制,并让红会的几个工作人员来负责。这种情况下,谁能做好?所以红会的工作人员才忍不住向媒体说:“以前传统的通道被打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实。我们希望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缓解我们的压力,解决正常的物流问题,正常的买卖也能够帮助疫情的控制。”我相信,他身处一线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他这样说,实际上已经是在质疑政策了。

这个问题,才是红会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背后的真问题。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会认为是红会能力不够、官僚、坏,等等,那么,就上一个更厉害的人来统一调度,就会想到互联网公司。但这个方向是错的。是把弊病的原因(用计划代替市场),当作了解决的方案(用更厉害的计划来代替市场)。

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九州通这样的公司来做这样的事。九州通的专业性,是基于市场的。市场有分工,市场要求高效率,这就使得企业必须在一个细分领域内做得非常好。这就形成了市场分工的专业性。市场产生专业性,企业只有依靠专业性才能存活,而专业性带来高效。

九州通是高效的,源于它长期在这个领域的市场竞争。互联网公司虽然效率高、资源广,但尺有所短,也不能在短时间获得这个专业性。

但是,即便是九州通也只是专注于物流这一块,具体到生产口罩的细节,他也未必懂。

根本性的问题是专业性。整个市场的专业性、高效率,是依靠无数公司紧密配合起来的才得到的。所以互联网公司不能替代九州通,同样的它也不能像很多人设想的那样,包下整个物资的采购、运输、调配。不能把大公司想象成全能机器。大公司规模大、资源多,但大公司仍然无法替代整个市场的专业性与高效率。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叫做“企业边界”。


打个比方,地震时要运送一个器官到灾区。整个环节、需要很多组织、单位、公司紧密合作。现在物流方是其中一环。每一环都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尽力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相互高效配合,整个结果就很完美。现在变了,物流方变为一个总公司,要负责一切,手术、采购、法律事务、冷链运输,负责协调各环节、控制质量、进度。那要新增多少部门?要变得多庞大?

这事的本质,意味着在行政命令之下,企业的边界急剧扩大。而根据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企业规模边界就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开展这项交易的成本之处。所以,这必然比市场本身更加低效。

上面这两段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一句话:如果互联网公司平台比市场分工更高效的话,那么它自己早就会去做了。反之互联网公司做这个事,是不划算的、低效的。


当然,在市场完全失效的时候,比如,地震、海啸、交通断了、通讯断了、电力也没有,社会与市场都崩溃了,可以这样搞。但在市场仍然可以有效展开的时候,这种统一的调度,必然是低效的。


解决政府的效率问题,在一些环节部门可以采取外包的方法。但整体上解决政府的效率问题,不可能一直依赖市场,而是另一种方法,这个研究很多,就不展开谈了。

所以,借力市场才能借力专业性,获得高效。而抛掉了市场就抛掉了专业性,必然低效。

抗疫当然要依靠市场成熟的模式,先进的技术。比如,交通调控上,中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化的交通调控体系。这个系统可以做很多事,医疗人员的优先乘车权;疑似、确诊病人的分类配车;人员实名制查找等等,但遗憾的是,疫情升级后,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依靠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抛弃市场,从而抛掉了专业与高效,转而让居委会大妈负责调配车辆。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技术进步了,但观念还是停留在居委会大妈阶段。

那么为何要第一时间抛弃市场,然后又再把市场请回来呢?说白了,中国人喜欢大一统,统一调度,国家征用这些词,认为只有这些词才能带来力量。但正如红会的工作人员所说,买卖也可以救灾。起码在如今这个局面,社会、市场仍在持续运转,以市场为基础,再加上政府调控,兼顾公平,补救市场失灵之处,是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当然,以上都是从最终效率而言的,但实际情况,目标更多,比如:“如何才能体现自己在做事?”这是政府、企业、NGO都有的私有目标,显然考虑到这个目标,市场就显得太过于平淡。捐5万个口罩马不停蹄,跨越5个省,显然比捐10万块更有新闻性;而征用,也比只给补贴,显得力度更大。所以考虑到这种“非市场失灵”,社会实际情况会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尊重市场,尊重专业。

中国淘汰了市场,用了30年又请回来。这一次红会没用三十年,用了一周,又把市场请回来了。那么,在当下中国的危机时刻,哪些地方还该把市场本身请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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