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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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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动摇
中国正处在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十字路口，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关系未来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我们现在需要多个转变：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理念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理念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理念转变。国有资本由营利性向公益性的理念转变。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协全国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
近些年主要致力于经济改革问题与经济政策研究，研究的重点是转轨经济理论与实践。共出版了《论转型时期的经济改革》、《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问题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迫切任务》（英文版）等19本专著。主编“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丛书、《中国改革评估报告》等52本研究报告。在国内外学术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被新华社《动态清样》、《高层决策参考》等重要内部参阅件多次刊登转载。主笔和主持向国家有关决策部门提交80余份政策建议报告。
总体来说，深圳或者以深圳为代表的城市，在我国头30年的改革中，在以提高经济总量为目标的第一次改革中起到了示范作用。30年以后，中国正处在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十字路口，能不能够在这个十字路口做一个重要的选择？能不能够顺利地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这对于深圳和全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选择。
发展方式需适应矛盾变化
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所处的背景是什么？30年的改革开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实现了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提升”。历史性提升是什么呢？解决了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老百姓的自身发展问题突出了。教育、医疗、就业、养老，还包括诸多的问题，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安全、住房保障等。我们从一个生存型阶段，开始进入一个发展型的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成了今天社会的突出矛盾。我们现在一再讲发展方式的转变，整个社会处在转变和转型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我讲的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包括社会和政府。
金融危机暴露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在哪里呢？我们长期以来把投资出口作为拉动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中长期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促使我们必须要改变以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往哪里改变？要扩大国内需求，国内需求的前提和依据在哪里？就是国内得有需求，就是提升社会的总需求。过去30年中国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发展走到今天出现什么问题？从工业来看，产能过剩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中国的社会总需求不是在扩大，而是在某些方面有所缩小
怎样才能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呢？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突出矛盾的变化，使得国家的发展一定要满足于时代发展的要求、阶段变化的要求。由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方式转入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它首先是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在可持续性的发展过程中，它能适应社会矛盾的变化，同时解决一个公平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样的阶段，一个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发展，既能解决公平的问题，又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具体的发展中，从经济角度说就是如何从投资主导转到消费主导。
第二次改革重点在五方面
未来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期，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重点在哪里？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基本趋势？我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交流。
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中国实现一个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发展，前提是扩大国内消费，使得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的或者内生的动力。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提出几个问题：
投资消费关系失衡，是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矛盾。未来5年，也就是“十二五”时期，发展方式转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用未来五年时间，中国能不能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如果说这个选择做好了，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消费主导的增长方式，中国就开始进入到以国内需求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我看来，不仅可能性很大，而且现实性很强，而现实的条件也应该说基本具备。首先看看国际经验，也就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时候，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我们经济发展的总水平来说，我们国家已经具备了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基本条件。
我们的消费已经开始进入以汽车和住房为主导的重要阶段，农村消费潜力也开始释放。现在大家讨论的最重要问题，除了消费当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经济方面的问题，恐怕议论最多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事情。我的主要观点有三条，第一，我们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社会反映比较强烈的是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就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比较普遍，而且在有些方面还相当严重。第三，收入分配的一些基础制度缺失，加大了治理的难度。什么缺失呢？首先是财产申报制度。本来财产收入分配问题，在今天的信息化、高科技发展中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难题，最本质的问题是一个利益关系的问题，也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的问题。
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和改革。中国整个的发展方式要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关键的问题就是取决于城市化的进程，因为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大家知道，过去30年中国的GDP年均9.7%的增长，城市化率贡献了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将近1/3来自城市化进程，也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初不到20%的城市化率，到现在的46.6%左右的城市化率，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有1/3的贡献。除了东部的城市，我们看看西部，西部的城市化率比东部还快一点，中部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拉动中部的发展。所以，未来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由去年的46.6%，每年提高1个点，达到50%以上，从而形成城市化主导的格局，是可以做得到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是继续实行原来的工业化主导还是城市化主导？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工业化目前要进入中后期的阶段。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城市化率大概在60%左右，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期偏后阶段，城市化率只有46.6%，为什么这样？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其中起了一个消极的作用。中国实行了压低农产品价格，支持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速度发展很快，为什么也没有解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呢？也是通过人为地压低农民工的工资，降低成本，保持工业化的低成本，加速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这样一个工业化进程对于提高我国的实力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走到今天，当80后、90后的农民工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以后，在今天社会发展遇到各种矛盾的时候，继续坚持人为压低工资标准，还能坚持多少年呢？
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步，必须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变，所以工业化对于中国来说恐怕是一个调整、升级、提高的阶段。也就是说，能不能有自主创新，能不能更多地提高技术含量，能不能更多地形成自己的工业化品牌，这是决定工业化竞争的主要方面。所以中国的工业不是简单的快速发展，是一个调整、提高、升级的阶段。而城市化是需要全面加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为什么？
我们这些年一再讲要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可是讲来讲去，服务业的比重上不来，三产占GDP的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为什么？这和城市化直接相关，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服务业提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城乡一体化，2亿多农民工，包括未来潜在的2亿多农民工，4亿人如何从农村转移出来？靠什么？靠城市化，不仅靠中小城市，更要靠大城市的发展，只有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才能为城乡一体化提供基础。
公共产品短缺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型。私人产品短缺到公共产品短缺，这是一个历史性跨越，公共产品短缺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几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在这样的突出矛盾下，我们开始意识到，公共产品短缺是时代发展的历史提升。我们意识到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对于提高中国的消费率，而且对于解决公平问题都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应该看到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问题有一个水平问题，更涉及到一个制度问题。
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和改革。我们对低碳经济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低碳经济不仅是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更是机遇。低碳经济不仅涉及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更是破解结构性矛盾核心的制度改革。低碳经济不仅是一场环境革命，更是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都可以看到。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并有可能推动第四次技术革命。将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将带来一场深刻生活方式的革命，将带来一场重大制度革命。这个制度革命在哪儿？比如说资源价格的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环境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碳交易体制机制的建设。
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和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一再讲发展方式转型，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搞了30年的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要不要改，对于今天，或者后10年、20年、30年的经济发展，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是弊多还是利多，在我看来弊大于利，为什么？我总结了四点：第一是以追求GDP总量为目标，并且这个目标与财税体制和干部选拔结合在一起。第二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第三以土地批租和重化工业项目为重要特点。第四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这样的增长方式和我们谈到的未来的消费主导、城市化主导，这些事情是有差距的，政府转型是牵动经济发展首要的一个问题。
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不可能把更多的财力解决在公共基本产品短缺上。从政治生活来看，这种主导方式和干部的选拔机制，这种主导方式和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这种主导方式和官员的腐败行为直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我看来，非改不可。怎么改？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我们讲了30年的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转不过来？中央和地方各自该干什么不明确，所以我们说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公共职责分工问题，以及它的体制建立，要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继续推进行政体制范围内三权分设的改革，以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重点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四大转变助力转型和改革
我们现在需要多个转变：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理念转变。我们需要终结的是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因为它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问题，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增长和发展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发展的基础在于增长，但是发展还包括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就业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所以不能以增长来代替发展。
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理念转变。坚持国富优先的发展，并不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不利于实现民富国也富的目标。我们对这件事情要有理念的变化，从这个理念的变化才能看到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
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理念转变。做大蛋糕肯定重要，在社会矛盾、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公共产品短缺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把蛋糕做大，但是这个蛋糕做大的同时是不是酝酿着很多危机因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所以蛋糕做大的同时未必是一个有效的蛋糕。这时候我们要分析，是不是可以概括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阶段？我们应该通过分好蛋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从而把我们的蛋糕做得更好。我们是不是到了不分好蛋糕，就难以做成有效蛋糕的阶段？
国有资本由营利性向公益性的理念转变。在公共产品短缺的背景下，国有资本是不是要在解决这样的社会突出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国有资本不是在解决社会急需的突出矛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完全一样，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呢？所以，今天在公共产品短缺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本，它的社会责任在提升，而且它在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中有它自己阶段性、历史性的使命，比如说在房地产领域，你是继续做地王，还是在解决保障性住房上体现国有资本的特殊作用？今天，国有资本的形成是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主要来源，还是靠民富优先发展为主要来源？很显然8万亿的财政收入，很小一部分来自于国有企业，更大的来自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来自于社会的提高。我们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既有市场一般的企业属性，恐怕更有超出一般属性的特殊要求。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也有一个以公益性为目标来调整和改革的大问题。
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在这样一个新一轮转型改革开放中，迎来了深圳特区30周年，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实验区，在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应当也有可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本文为嘉宾7月18日演讲稿，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