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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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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斯的制度分析中，尤其让学界关注的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即社会进程中的一些小的或随机事件可以导致社会制度朝一个特定的路径演进，而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模式。从孤独走向孤立，白庙乡已经陷入了尴尬、被动的境地，通过白庙乡的实践，不难窥见财政公开化改革的艰难所在，也再一次证明了政府在制度变迁的重要地位。
账本公开是很多领导忌讳的，可白庙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其实是犯了大忌。舆论的赞扬并不代表上级领导也认可你这么做。与上级领导唱反调，过于高调的张扬，“枪打出头鸟”就是一个可能的下场。
1000多万改善民生的资金缺口无着落，白庙乡政府无奈在网上招商、求助，但一个多月来依然毫无反应。按当今财政体制，上级政府的财源总体上比基层政府宽裕，尤其是缺乏现代工商业的乡镇政府，在目前的体制下，几乎没有税源。从上级部门那里要不到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没有资金来源的乡镇，想要改善民生那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需要白庙乡政府的上级政府表明态度，从区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到中央，都有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表明对这一制度创新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既包括态度上的支持，更包括对白庙乡政府应予以财政倾斜支持，这种倾斜的财政分配政策，有助于解决白庙乡的燃眉之急，也有助于新制度的传播，有助于鼓励基层政府制度创新，而全体民众将是创新的受益者。
糟糕的是，上级部门也不怎么愿意来该白庙乡了，即使来了，也不愿意久留，很多人员都是饿着肚子离开该乡的，你要公开所有支出，谁敢在你这里吃饭呀!如果白庙乡的领导继续无法从上级部分争取到资金，也没有人来这里投资，那当地的发展只能走退路。民生没有得到改善，白庙乡的“全裸”就很有可能戛然而止! 当然，几十年之后，当人民在解读白庙乡这断财政公开的历史时，相信人民会给予其更多肯定的评价。如果牺牲白庙乡眼前的发展来换取财政公开的进程，这对白庙乡的群众来说有点残忍，但这也许是社会进步应该付出的代价。
一个财政公开的好榜样，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可能是白庙乡一些领导始料未及的，基层干部有理想是好的，但现实则是非常残酷的，如果一个干部在决定做一件事之前，不深思熟虑的话，四面楚歌可能是必然的。白庙乡面临的这种尴尬，说到底就是白庙乡党委书记和其他主要参与者没有是遵守行政体制内的游戏规则，这其实是对一个违背游戏规则者的惩罚。
民众要求政府公开行政成本的呼声很高，白庙乡财政公开也可以说是“顺应民意”。显然，公民是支持白庙乡财政公开的，但支持不能仅仅是一种姿态，财政公开需要公民持续施压，公民不放弃使用舆论压力，并用行动促成胜利，仍然紧要。
改革的成功不仅需要公民的支持，也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在现有的体制下，尤其需要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
可是财政公开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最终实现，要不要20年？吴晓波认为20年内，中国应解决全部问题，20年，谁知道20年之内会发生什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党国英倡议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从农民工进城到农村家庭进城。最近几年来，农民工进城现象依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农民工进城是目前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城的人多了，总得找个住的地方吧，个人进城可以在城市租房子，而家庭进城总该买房子吧，买房的人多了，供不应求，房价自然而然也会上涨的。事实上，农民工进城并不是改变个体命运的唯一机会，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不一定要去城市，只要是金子，在农村也会发光的，鼓励农村家庭进城的想法以及为推动农村进城的一些建议，都要慎重，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通过大量的、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改革方案的研制应该建立在广泛深入地实际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估，采纳各方面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这个过程，应体现显示度较高的民主性、公开性和透明性，吸收全民智慧为决策奠定科学性基础和社会认同。退一步讲，如果农村的精英都去了城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靠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