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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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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国是
之前，每次经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那排整整齐齐的永康公富，我都在想象里面到底什么样儿，一个房间住多少人，然后想象着他们下班后三三两两回到宿舍的情景。我那时想，富士康员工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在北京，能住上外表看来像是商品房的公寓，比起那些蜗居于城乡结合部、住着胶囊公寓的大学生可好多了。
自初中时起，富士康这个名字就一直在我耳边从没间断过地被提起。我们湖南是个劳动力输出大省。村里除了几个少有的大学生在外上学外，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进富士康、三洋这样的企业一直是这些打工者的梦想。这些十几、二十几的年轻人，许多过年回家就把原来的工作辞了，希望能在第二年富士康、三洋招工的时候被招进去。富士康、三洋等企业员工流动大，需求大，农村的劳动力供应也充足，这使得我们家的劳动中介服务机构迅速发展起来。中学里的老师也有了赚外快的机会，他们利用自己的教育资源，纷纷将自己初中毕业的学生介绍给劳动中介，从中获取几百元的中介费。每年正月初是这些人最忙的时候。对于家乡那些不会种地的年轻人来说，能进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打工那是无比的幸运。
我妹初中毕业也去了深圳，去年我把她带到北京，把她安在一家韩式餐饮店里做输单员。但每天要上12个小时的班，两班倒的时候则要连上24小时，期间只能睡3个小时，工资只有1000多一点。由于两班倒，她休息的时候，同宿舍的人上班，她上班时，别人休息，没有朋友一起逛街买东西，没有同事和她在休假时转转北京的这座让初来者充满好奇的城，最后她退出了。她说“我想进富士康”。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进富士康，却又有这么多人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离开。他们在跨进这家工厂之前，是否也怀着无比的期盼与美好的梦想？（
图1：深圳富士康的职工宿舍和游泳池）
早在2009年7月，深圳富士康就发生过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起因是公司交由其保管邮寄给苹果公司的16部iphone样机少了一部，在接受公司环安课调查时不堪压力跳楼自杀。2010年1月23号，19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2010年3月11日，3月17日，3月29日，4月6日……5月26日，至今深圳富士康已有13起职工跳楼事件。9跳、10跳、11跳、12跳、13跳，对于这些被数字化的悲剧，读者刚开始闻讯的那种震惊逐渐被愤怒和反思所替代。
目前选举网关于富士康职工跳楼的文章已多达80余篇，关于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分析应该说是相当全面，但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媒体评论人的分析虽有道理，但却缺乏权威性；作为当事人，富士康的声明理应最能揭开迷团的面纱，但却屡屡推卸责任，为其军事化的管理制度辩护；而在这一事件中，政府部门虽然已经介入，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让人在期待中也充满了失望。
著名学者秋风认为，富士康的职工“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可以向流水线上注入血汗、由血汗把原材料变成成品的空洞躯壳”，职工的“情感、私人生活、社会关系被系统地忽视、压缩和剥夺”。这也许是自杀频发的原因。南方周末记者潜入富士康28天后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当跳楼事件频发，媒体将“血汗工厂”的标签贴给富士康的时候，令人反思的是，众多人为富士康正名，认为富士康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在中国大陆都是中等偏上的。就在“六连跳后，仍有几千人等着进入富士康，即使像碎片一样活着他们也对此充满期待。但是，如果将富士康与台湾的企业以及世界500强的其他企业相比，富士康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会排在哪？正是将富士康同中国内地的工厂相比，才得出如此让人不得其解的结论。“这种包容和赞扬压制了人们对这类企业中非人性化因素的观察和批评”，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打工仔、打工妹的生存境况——不知还有多少人在与富士康条件相差甚远的工厂里干着并不体面的劳动，没有尊严地活着。难道这就是中国低人权的表现？
（图2：2010年2月23日，在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招募处，众多人排队报名）
最近本田南海员工罢工的消息让人联想到了富士康跳楼事件，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那还会有13连跳么?当一个企业的工会成为员工维权力量时，还会有那么多年轻的生命以非正常的方式陨落吗？据报道称，“富士康的工会主席是大老板郭台铭的秘书”，深圳市工会、广东省工会以及全总，在富士康跳楼事件上都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缄默。工会不为工人说话而为企业说话，82宪法也没有规定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宪法里的集会、游行自由在中国也只是纸上的权利。工人的维权就只能是孙中介式的、张海超式、唐福珍式，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筹码。相比而言，美国的工会力量则无比的强大。刘瑜在《民主的细节·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一文中写道：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万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没有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当然，美国也有自杀事件的发生，但就富士康跳楼事件而言，工会组织的失声虽然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唯一原因，但至少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然而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现状，不仅仅是简单地建立工会组织，还需要制度的建立，制约机制的落实以及公民意识的强大。
（图3：富士康的食堂）
随着富士康职工跳楼自杀事件的不断迭加，这已不再是富士康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上升为社会公共问题。27日，胡锦涛、温家宝作出批示，中央各部委组建联合调查组赶赴深圳调查，汪洋则亲自坐镇富士康，与管理层与员工进行沟通。由此我们看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然而，在11个生命已永远逝去之后的高度重视是否晚了点？由于企业的利益关系到政府的财政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于企业压低工资、忽视工人情感、高强度的工作抱着放任的态度。由此导致的一个荒谬的悖论是：许多举世闻名的跨国公司在本国和本地区都是关爱员工、遵纪守法的典范，怎么来到我们这里就变了一副嘴脸，甚至成了压榨职工的血汗工厂?难道真是橘生江南、逾淮为枳?
事情发展到现在，对富士康职工自杀的原因作出解读和解释的，有媒体、学者、心理学家、富士康的老总郭台铭，但却少了最重要的主体——富士康员工的声音。他们在富士康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会如何看待身边的同事以这种方式不断离开？他们又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有着怎样的无耐？一位曾经在富士康工作过的员工撰文诉说了他在富士康的灰色回忆和伤痛的话题。他动笔写《我的富士康岁月》是因为“新闻媒体在这一系列跳楼事件中表现太差，隔靴搔痒，胡写乱道也罢了，要命的是根本抓不住事情的本质和重点”。他在文中写道：
“那些自称学富五车的心理学家，心理医生们，你们怎么能理解感受到一个25岁小伙被超时强制加班的痛苦？在高强度劳动环境中，每一个月每天站着工作12小时白班，然后在下个月12小时夜班，如此轮换6个月，没有一个礼拜天，没有一个小时的HOUR OFF。我累了，我朋友周日来看我，不加班行吗？不行！主管很坚定！这样的日子包括了国庆节！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请问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短短的几句话里包含着愤怒、痛恨、无耐与发自内心的呐喊。虽然这篇文章的署名用的是笔名，但我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的邻居、我的亲友在深圳这类工厂打工的不下十个。记得2008年我去深圳看在一家日企打工的妹妹，去之前我妹告诉我周末去，说是周一到周五不好请假。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周二到的那。去那之后才发现，确实请不到假。最后没辙，我妹说可以请病假试试。但请病假需要医院开证明才行，我妹跑去社区的医院以感冒为由想请医生开病假单。也许是她演技不够高吧，最终买了几十块钱的药，却没能说服医生开病假单，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请不到假又不能旷工，否则不只是控工资，还有被开除的可能。在这家日企，每天上8小时班，其他时间算加班。虽说是加班，但是否加班自己却无法决定。此外，如果不加班，一个月就只能拿七八百的工资。为了多挣钱，这些打工妹倒时希望能加班。这样一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半个月倒一次班，一个月休息一天。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站在机器面前，每天做着机械性的工作。我问她：“工作累不累、难不难？”她说，“都习惯了，现在闭着眼睛也能做了。”
这样的工厂，让每一个人像机器一样工作、生活，不是血汗工厂又是什么。有一句话说民主制度不是好的制度，但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套用这句话的逻辑，富士康也是血汗工厂，只不过是大陆较不血汗的一家而已。
（图4：职工跳楼事件发生后，郭台铭向死者家属、媒体道歉）
富士康职工跳楼事件频发不免让我联想到了“维特效应”，即自杀模仿效应。1774年，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波。“维特效应”是基于一种社会认同的心理。一个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别人自杀消息后，认同了这种消除痛苦有方式，于是自己也采取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别人的自杀行为对于那些有相似心理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引导、鼓励或是纵容，引导、鼓励或纵容他们走向类似的极端。不可否认，虽然富士康职工连连跳楼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但其中的社会认同心理也起了直接的作用。
东方愚用另外一种效应来解释富士康事件——破窗效应。破窗效应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来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楼里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虚无缥缈暗示性的纵容，结果更多的玻璃被打碎了”。那么在富士康事件中，谁桶坏了第一块窗玻璃，进而引发了这一多米诺骨牌悲剧呢？是第一个跳楼的职工？我想绝对不是。在第一个跳楼职工萌生跳楼念头的时候，我想富士康已不止破了一块窗玻璃。而打碎这些窗玻璃的恰恰不是富士康的职工，而是富士康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只为企业方说话的工会组织、置打工者尊严于不顾的政府以及我们这个逐利的社会！
（图5：5月26日，郭台铭接受记者采访）
面对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富士康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郭台铭从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以期阻止跳楼事件的再一次发生。然而并不如富士康所期盼的那样能为公司带来平静。第11跳、12跳直到13跳。富士康请法师的行为让我们这些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的人无法理解：这真能起作用吗？我由忠地希望法师能镇住那些驱动年轻生命走向终点的肮脏的东西，我宁愿自己的信仰被推翻，也不愿再听到“富士康第N跳”这样的新闻。但高僧没能阻止悲剧的继续上演。
除了请法师做法外，富士康对外开放了媒体、邀请了心理专家、加强安保巡逻、在宿舍楼及厂房周围垫上棉垫等，有人批判说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我认为，问题当然要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