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0年9月8日 |
 |
本站看点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有个叫李宝嘉的落第秀才无意中写了本《官场现形记》，风行一时，据说慈禧太后还曾将其当做惩治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而今日益普及的互联网技术也使得散落民间的各种官场故事纷纷呈现于公众的视野中，这自然也让昔日的一些“土皇帝”们人人自危！
“喂喂，好兄弟，麻烦请你尽快找人把××网上的帖子帮我们删掉，我们这里没有疫苗的问题，他们是瞎编的，但我们说不清呀，事闹大了，我可是麻烦了，请你帮帮我。”今日的官场，如此惊慌的场景恐怕不少见吧！不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社会何以会令做官也是一种高位职业？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说得多好啊，可惜我们的官员至今还迈不出那一步。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年代，人们从来不乏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可是当我们仔细思考，却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其实根源还在传统的官场文化上。套用那句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概括的理论语言来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官场文化与日益发展的经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许不太准确，但我想也不会相差太远。
经济发展太快，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会出大问题的。可落后的官场文化不改，政治改革也难以有所进展。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官员似乎永远高高在上，地方官员更被称之为百姓的“父母官”。前不久竟然还发生了千人市政府门前下跪的事情。
“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听民情、解民忧、纾民利”，这历来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对于官员的要求。可是官场文化如此，这些颇为令人感动的执政理念对于很多地方官员而言，恐怕也只是几句口号而已。
这些天一位来自河南的普通农民赵作海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令人揪心的悲剧，5年前，佘祥林惊天冤案让我们痛定思痛，反思如何避免出现佘祥林第二；5年后，佘祥林第二——赵作海出现，人们又开始反思如何避免出现赵作海第二。当人们在反复的追问为何悲剧总在重演，当人们将这一切归咎于司法体系的漏洞时，请不要忘了，中国的公检法都在一个官场的屋檐之下。一位检察院院长颇为自责的说，“我们检察院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但在我看来，他们实际上却是在坚持着另一种官场原则。管理机制的漏洞可以弥补完善，但一些要命的官场文化却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为官之人的行为。以至于在不少国人的眼里：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这不得不令人担忧啊！整个社会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怨气。
转变观念不容易，可又是不得不做。“你如果不转变理念，那你肯定是光剩下技术层面的东西”。中国发展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而在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落后已经在诸多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反映。我们必须由过去的全能型政府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转向民主宪政，否则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很难有进一步的突破。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者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
现在再回头看看，也许当“做官成为一种高危职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有当官员的一言一行都置于公众的视野下，才能令权力自制，撇清官场不为人知的猫腻，才能令改革的主导者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向特殊利益集团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