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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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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地壳运动再次打击了中国西部，7.1级的强烈地震已夺去了青海玉树超过2000个生命。经历了近一年前汶川地震考验的中国社会行动迅速，正在国外访问的胡锦涛主席为了“同全国人在一起”，提前回国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这句带有强烈“德治”色彩的告诫在现代社会仍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旗面向死难者的低首，正是一种对人民及其生命尊严的必要的国家态度。“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如果说君主制下的国祭是私人权力合法性延续的象征；那么在现代政体中，国祭则是使“想象共同体”回归现实、使公共权力和“公意”回归个体的象征。在国祭中，思念与对话架起了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桥梁，在“民德”逐渐“归厚”的同时，人民也书写着历史。当然，在哀思逝者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预警系统、赈灾体系和公民社会等制度层面的建设在这次行动中得到进一步提升。
如果说类似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说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这类回忆能够鼓舞后人，那么对有争议的故人的怀念则往往能产生抛砖引玉的启蒙效果。
本周，一位西方老人的离开引发了国人的深深怀念。从国家元首到普通百姓，都为他送上最后的祝福。与中国人民有三十年交情的萨马兰奇在中国哀悼日走了，像约好的一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尼克松、卡特一样，萨马兰奇为中国开启了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而世界也通过这扇门先后在1993年和2008年两次感受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然而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西班牙人”其实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马基雅维利式人物。年轻时期，他效忠镇压家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西班牙后，他受到新政府的重用，出任西班牙驻苏联大使，并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1992年，萨马兰奇补偿式地为故乡巴塞罗那带去了奥运会，而西班牙国王在开幕式上的一句加泰罗尼亚语也弥补了两个民族的历史裂痕。在主政国际奥委会的20年中，发誓要将政治剥离奥林匹克的萨马兰奇却用政治这一“最高技艺”将商业与奥林匹克绑在了一起；同时，中国的竞技体育也完美地成了政治的附属品，因此“国家”必须要高于“父母”。
慎终、追远是为了有目的地传递集体记忆，为此，人类艺术细胞不断地分裂。相对于悲情主导的国祭、私人回忆等形式的怀念，作为是一种常态化的追远手段，充满想象、激情的种种形式的大众文艺更能潜移默化地起到“塑造人”、“鼓舞人”的作用。重庆“理直气壮”推行的红色文化就是这样——“《我们在太行山上》，歌唱抗日你能反对吗?又如《让我们荡起双桨》，多甜美、纯情的歌曲，谁不爱唱?我想95%以上的中国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歌唱祖国”。《大公报》现任社长认为这唱出了“全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是中华民族精髓的汇编”。此言差矣，相对于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以普通公民为对象国家哀悼，红色文化是一种特色。
